这几天，记者圈里在流传一条消息：《南方都市报》给采编员工人手配备了一台苹果iPhone！据说还包了两年的套餐话费和上网费。

如果将南都此举仅仅视为员工福利的话，就大大歪曲且小看了iPhone背后的深意。很多企业发起年终奖来都是几万几万的，虽然媒体普遍比较寒碜，但一台iPhone作为福利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更何况，员工只有iPhone的使用权而已，若要跳槽，先还iPhone；若丢失或弄坏，还得全价赔偿——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小气的福利？

那么，对于记者来说，以iPhone、黑莓等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台外观时尚的电话，它更是一个多功能的移动终端，是记者眼、耳、手、腿、脑的极大延伸。

中国新闻界前辈、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将好记者的素质归结为“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如果黄远生能够活到今天，那么他一定会惊喜地发现：iPhone等手机可以大大拓展记者的“四能”。脑筋能想——iPhone能够储存大量资料并能方便地从网上获取资料；腿脚能奔走——通过iPhone进行地图查询、路线查询和地理、气象资料查询将能帮助记者更有效率地奔走；耳能听——移动电话的本职，而这里的“听”还包括了录音；手能写——iPhone不仅可以辅助写作，更可以实现远程发稿。

如果你的思路到此为止，认为iPhone、黑莓等智能手机仅仅是记者的一项新式武器的话，那么你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因为对于一家媒体来说，这种技术先进的手机还是能够为新闻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工具。

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开始讨论所谓“公民记者”。每一个时代都有喜欢管闲事、爱爆料、爱传播消息的人，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公民记者，为什么？全托技术进步的福。这些技术包括——手机摄像头、手机上网、IM软件、博客、RSS、网络论坛、Twitter等微博客、SNS网站等等。

公民记者出现后，不少人在讨论：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专业记者会不会就此消失？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但似乎却没有人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一旦专业记者使用上公民记者的那些设备和技术，他们将变得更加强大，而新闻生产的模式也将随之改变。现在，对“公民记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iPhone记者”或许将成为业界的新话题。

为什么认为小小iPhone、黑莓等手机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设想一下：如果在某突发事件中，某媒体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类似微博客的栏目，由前方记者不断用手机实时传回最新的、简短的信息和现场的照片、视频，那么关注此事的读者怎么可能舍得关掉这个页面？

设想一下：如果记者们通过手机网络相连，并与后方编辑组成一个无线联络网，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方便地通过手机上的办公程序与自己的团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那么新闻生产者内部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设想一下：如果某媒体为自己的记者创建一个个的RSS源，记者将自己的采访进展和心得随时更新，读者通过订阅RSS获得同步信息，并能够便捷参与互动，那么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而一个个公共论坛的雏形也就由此产生。

当然，目前由于政策的重重限制，iPhone、黑莓等手机所能开拓的许多可能性暂时还无法被充分发掘。但南都为采编员工配备iPhone这一举动并不是过于超前的，更不是无意义的——试想，一旦政策放开，早已配备好硬件（iPhone、黑莓等手机）和软件（熟练使用iPhone、黑莓等手机的员工）的南都势必能够抢占先机。在这一点上，南都确实又一次走在了中国媒体的前列。

（有网友提出，黑莓比iPhone更适合记者，因此本文于12月28日16:30略作修改。另外说明的是，本文旨在探讨技术进步对新闻生产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与具体的手机品牌无关，任何具备这些功能的智能手机都可以担此任务。）

PS.网友补充的新想法，我认为很有意思，列在此处供各位参考：

xushiqian 说: 2009年 12月28日 20:09  
 
其实在3G之下，可以用手机实时拍摄后实时存到网络服务器上，这样即使摄像的手机被他们发现并没收了也无法删除已经留下的视频证据！！这样将是一场革命。
 

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一

一个很好的选题，被央视做成了经典的失败案例。一个本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被《经济半小时》做成了批判的大字报。

说它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是因为任何一个有一定媒介素养的人都能看出，《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这期节目的内容有多么不平衡。半小时的节目里，出镜最多的是死者丈夫王建国，其次是他的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所有的证据都来自原告，而来自被告——北大第一医院和医生的声音竟然一句都没有。

央视在节目中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这显然没有说服力。首先，医院拒绝采访，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联系涉案的医生？其次，就算医生也拒绝，那么能否去找他们的代理律师？既然这是一桩即将二审的案件，控方代理人接受了采访，辩方代理人应该不会拒绝。就算他也拒绝，那么可不可以去查查卷宗，看看辩方都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还原事实。如果觉得还原事实有困难，那起码应该呈现出两方的声音（何况，更专业的报道应该再呈现中立的第三方的声音）。但很可惜，央视的这期节目呈现的声音如此单一，完全可以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个案例供学生分析了。

比信息源的失衡更可怕的，是大字报式的语言。

《经济半小时》每期结束时会有一段“半小时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话属于评论，而这段话之前的内容应该属于新闻报道，使用的应该是新闻语言。但很可惜，节目主体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半小时观察”无异，并不是客观呈现事实，而是直接下“非法行医”的判断。这也导致我们在听“半小时观察”时，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再次表达“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罢了。

实际上，此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医学研究生在教学医院的执业问题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话题。这个现象背后牵涉到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行医资格的认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岂是简简单单的“非法行医”四字所能轻易带过？

央视的这期节目放弃了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表一篇批判北大医院的大字报。其后果从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已经可以看出：一半人在骂医生没医德，另一半人在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妓者”这样一个任何新闻从业者都很不愿意看到的词再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不信任医生的人更加仇视医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些讨厌记者的人则更加坚定“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信念——更不用提医生和记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沟通之门被关得更紧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又少了一些。

今天，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来北大新闻学院讲课。他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为本文作结：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