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系博主根据CFP漫画PS而成)

在校内网上看到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名为“媒体或许超出了你的想象——送给想进入或即将进入纸媒的童鞋们”。点开一看，不由得惊呼：天哪，果然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为什么？请看此文的第一部分，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部分——“报社的级别不同影响报纸的格局”。作者首先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版号”（注意：此处有误，“版号”是对应音像制品的，纸媒对应的应该叫“刊号”），然后用千余字详细介绍了“版号”（刊号）的级别：什么是正部级报纸，什么是正厅级报纸，什么是正处级报纸……令我等自以为对媒体比较了解的人大开眼界，羞愧难当。

在此部分的最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这些级别的存在，使得他们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层次有明显的区别。在不同级别报社的从业人员们所接触到的人物也是不同的……比如在《浙江日报》大体也就是接触本省的专家学者领导人，但在《中国企业报》就可以接触全国各地的省部级领导、企业老总等。级别不同，会让报社关注不同，也会让记者们视野不同。”作者甚至还说：“其实这个级别深刻影响着中国报业格局和从业人员的心态。在国家决策中，地方报纸基本不被作为依据。”

不得了。各位记者朋友赶紧去查查自己的报社是什么级别，如果是厅级以下，赶紧想办法往上爬吧！否则，下次省长大人再抢录音笔时，大可以发问：“你是哪个级别媒体的？什么？处级？处级也敢管我们的事？我回去就把你们领导给免了！”

最近的全国两会上，“高校去行政化”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其实，媒体的行政化和高校的行政化一样荒谬，一样会将自身的活力消灭殆尽。媒体可以分为全国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这是根据其自身选择的发行范围而定的；但如果人为地将其划分为部级、厅级、处级，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形成一种崇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崇尚事实和能力的糟糕氛围。

当然，和高校的去行政化一样，媒体的去行政化也会遇到很多阻力，这是容易想象的。尽管媒体市场化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多年，但行政化的幽灵依然盘旋在媒体上空，因为市场化媒体并没有完全脱离党报系统。即便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市场化先行者，内部同样有行政级别的讲究。在中国，这样的级别设置往往十分微妙，因为将某份报纸设为厅级还是处级，可以影响其采访权，更可以影响报社上层的人事。从这一点上说，“媒体或许超出了你的想象”一文的作者倒是看得很准，然而遗憾的是，该文作者过于缺乏批判意识，对市场化的趋势也缺乏足够判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丝毫不认为作者笔下级别极低（可能是副处级吧）的《东莞时报》编辑记者会比正厅级的《中国文化报》编辑记者视野窄、能力低。再比如，我实在不知道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周刊该属于何种行政级别，但所有人都会公认：它就是中国新闻的最高水准。

实际上，不仅仅是高校，也不仅仅是媒体，推而广之，任何与精神生产有关的行业都应该去行政化。它们是一片片珍贵而又略显娇嫩的草地，国家的行政权力应该将自己的脚步抽走。

尽管冰岛的IMMI计划仍在国会讨论中，但对于此项方案的前景，已经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出现。乐观者认为，冰岛将成为无国界的新闻乐土，不仅冰岛本身可以从中受益，成为一个更透明、更稳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保护表达自由的法律为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和线人提供庇护；而悲观者则认为，即使该方案得以通过，也不过是一道看上去坚固完美但实际上毫无作用的马其诺防线。

这种令人情绪低落的比喻不无道理，因为在目前的国际法体系中，各国的国内法对他国是没有约束力的——就像我们经常在官方媒体中听到的那句话：“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法律自然属于所谓“内政”之一。今天的世界虽然有欧盟这样的国家主权不断让渡的先驱者，但从整体上看仍属于主权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国内法坚挺的时代，就连国际人权公约这样的各缔约国必须遵守的国际法都因为缺乏对国内法的影响力和制约力而被称为“软法”，更遑论一国国内法对他国产生影响了。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我预测，如果IMMI计划在冰岛获得通过，相关法律顺利完成修订，将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这些预测未必靠谱，甚至可能很不靠谱，权当提供一种意见。）

首先，就冰岛而言，它的确将成为整个地球上对表达自由的保护最到位的国家，它在各项涉及新闻自由、公民权利、政府透明度的国际排行榜上将以绝对优势领先，整个社会将更加和谐。

其次，许多跨国媒体将在冰岛设立办事处，以谋求冰岛法律的庇护。许多涉及敏感信息的报道将改由冰岛办事处进行，倘若再有水门事件发生，深喉很可能藏身于北欧，相关报道也将从冰岛发出，尽管事件的调查仍需要在美国本土进行。在面临诽谤罪指控时，跨国媒体也将考虑利用对媒体极为友好的冰岛法律发起反诉讼。

再次，一些在本国面临打压的小媒体将谋求在冰岛注册，冰岛也将以极低的门槛为它们提供帮助。同时，大量致力于披露敏感信息的网站将落户冰岛，这个北欧小国的网站数量将爆发式增长，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一旦某国的媒体和网站选择移师冰岛，它们在获得继续出版的自由的同时，将很可能被剥夺在它们的祖国发行和被访问的权利。部分媒体和网站或许会在冰岛提起跨国诉讼，要求解除对它们的禁令，但不会有什么结果。

即使媒体选择在冰岛注册，网站选择搭建在冰岛的服务器上，它们的主办者身处何方仍将是一个问题。如果媒体和网站的主办者移民冰岛，它们将免于因言获罪的恐惧；但如果仍然留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它们仍然面临着被起诉和制裁的危险，而法官在判案时显然也将沿用美国法律，而非参照冰岛。

最后，如果其他国家的媒体和网站选择留在本国，那么冰岛的新闻业天堂对于它们来说将仅仅是一个梦境，尽管就在同一个地球上，但却好像远在火星。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获得这个北欧国家以全体国民的名义授予的崇高荣誉——冰岛言论自由奖。当然，接下来，这个奖项将在获奖者的祖国遭遇诺贝尔和平奖类似的污名化命运。

情况似乎不那么乐观，对吧？但我想说的是：即便IMMI方案的效果与马其诺防线无异，我们也不应过于悲观。相反，我们应该为这条防线的出现而欢呼，因为只有在各种力量侵犯表达自由的道路上建起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才能捍卫自己的自由。就算今天冰岛的IMMI方案建起的防线会被绕过，但总有一天，妄图侵犯表达自由的力量会发现，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起了这样的防线，而他们则已经无路可绕。

在冰岛国会正在讨论的这项令全世界新闻人都为之一振的IMMI方案中，有一个短语被作为重点提及：libel tourism。直译过来是“诽谤诉讼旅行”，很拗口，其实套用汉语里的一句俗话就是“告洋状”。

如何理解这种“告洋状”？原来，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新闻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新闻审查，而是法律风险。在媒体被诉的诸种罪名中，最经常出现的往往就是“诽谤”。但是各国对媒体构成诽谤的定罪标准不一，在有些国家，要想以诽谤罪告倒媒体是相当困难的，比如美国，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代表树立了保护言论自由、谨慎定诽谤罪的传统；而在有的国家，相关法律条文相当偏向诽谤诉讼中的原告，比如英国，要求媒体承担证明报道真实性的责任，否则就要判决媒体败诉。这样一来，便有大批的人前往英国，在英国的法院提起针对媒体的诽谤诉讼，这些人便是“诽谤诉讼旅行者”，或曰“告洋状者”，他们的案子在自己的祖国本不可能胜诉，但到了英国之后就扭转了局面。

这种“诽谤诉讼旅行”如果逐渐蔓延开来，后果将是严重的。道理很简单，类似于“短板理论”：假设英国的法律是全世界对媒体限制最严格的，那么在“告洋状”普及之后，所有想要让媒体闭嘴的人都会去英国起诉，到那时，全世界的媒体都不得不根据整个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行事。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许多媒体、研究机构和人权组织已经于去年联名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达对于“诽谤诉讼旅行”可能给新闻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可能有人会问：这种“告洋状”是如何实现的？例如，《纽约时报》明明在纽约，你怎么可能去英国起诉它？在各国现有的判例中，至少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如果是网站，那么世界各地都可以访问网站上的内容，也就可以在他国起诉；其次，如果一份报刊是面向全球发行的，或者有全球发行的版本，那么就可以在他国起诉；再次，如果一份报刊或一本书并没有全球发行，但原告可以证明自己在某国买到了这本书，就算只买到了两三本，也可以在该国提起诉讼。

正因为“诽谤诉讼旅行”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面临的大问题，所以IMMI将如何应对此问题作为一项主要课题。在方案制定者看来，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想让媒体闭嘴的人可以去英国“告洋状”，那么被诉媒体也可以选择到冰岛来“告洋状”，提起一个反诉讼。

当然，“诽谤诉讼旅行”所涉及的司法管辖权（jurisdiction）问题十分复杂，IMMI的方案能否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尚需考量。

实际上，整个IMMI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管辖权问题。很多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冰岛修改法律，为媒体营造宽松环境，听上去不错，但这跟中国的媒体有关吗？跟中国人有关吗？甚至有人评论：“坐等冰岛被和谐”。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篇中详细分析。

北欧国家冰岛正在酝酿一件大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仅有31.7万人口的国家将在不久的将来变身新闻业的天堂，成为整个地球上对表达自由的保护最到位的地方。

2月16日，一项名为“冰岛现代传媒倡议”（Icelandic Modern Media Initiative，简称IMMI）的计划书被呈交至冰岛国会，并将于10天左右的时间内被讨论和投票。如果方案得以通过，冰岛将修改一系列的法律，以达到对媒体、记者、线人的保护，尤其是对调查性报道的保护和对以诽谤罪起诉记者的抑制，吸引媒体和网站在当地注册和运营。

除此之外，IMMI的内容还包括：限制对言论的事前审查；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的免责保护（迥异于中国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对ISP责任的规定）；设立冰岛言论自由奖等。

当然，IMMI在尽量扩展表达自由限度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底线——它不会对涉及儿童色情和商业版权的现有法规进行修改。

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冰岛一直是新闻业的天堂。在各种涉及言论自由的世界排名中，冰岛从来都是名列前茅。最近，冰岛的排名有些波动，在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排名中，它从2007年的第1下滑到了2009年的第9，这让一些冰岛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这种趋势必须被遏制。

但促使冰岛人提出IMMI的并不简单是这个原因，真正的情况是：自从2008年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面临破产危机（连麦当劳都退出了冰岛）后，冰岛一直在寻求未来的出路。冰岛人不希望再依靠脆弱的金融业，要他们再回去捕鱼也不现实，于是，依靠宽松的法律环境来吸引传媒和互联网公司，打造一个信息自由的“开曼群岛”便成为一个靠谱的想法。既然加勒比海上的小岛可以成为“避税天堂”，为什么北欧的小国不可以成为媒体逃避审查，规避法律风险的天堂呢？

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创造适宜的法律环境，不仅可以吸引媒体和网站入驻，带动经济增长，还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套用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又好又快发展”。冰岛国会议员Lilja Mósesdóttir认为：“IMMF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类似金融危机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位议员说，冰岛的金融巨头对冰岛传媒有巨大的影响，“他们操控了新闻”。而IMMF将有望改变这种状况，让新闻更自由、更真实，真正成为船头的瞭望者，及时发现远处的冰山。

受命解决冰岛银行业危机的欧洲议会议员、被称为“反腐女神”的法国检察官Eva Joly也为此方案背书：“在我调查腐败的工作中，我意识到：有让公众知情的完善机制是多么重要。冰岛有新鲜的远景规划，有勇敢、独立的人民，看上去将是开启此种走向全球透明和公正道路的完美地点。”

虽然冰岛国会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但据议员Birgitta Jónsdóttir透露，国会63席中已有38席支持此方案。如果一切顺利，相关的法律将在6个月内被起草和通过。但即便计划遇到了挫折，甚至流产，冰岛的这一方案也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星球上实现真正表达自由的可能性。

几乎从网络开始普及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在讨论：网上的联系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吗？

最初，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很多。在他们看来，互联网让人变得更冷漠、更孤独，甚至出现了所谓“网络孤独症”的说法——传说中，得这种病的大部分是青少年，他们依赖网络进行人际交流，从而“沉溺其中，远离周围伙伴，变得越来越孤僻”。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最初的“洪水猛兽”已经不可逆转地融入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网络温情论也逐渐盛行——许多人认为，网络上的人际关系更纯粹、更真实，视频聊天等技术让远在天边的人也能顺利交流，是网络让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更温情。

现在，随着SNS网站的盛行，以偷菜为代表的网络交往方式已经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更多时候，正如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偷菜偷的更多是寂寞，而不是社交。表面上看，社交网站构建了一个繁荣的网络熟人社会，然而它并没有解决网络技术最关键的缺陷——冷冰冰的机器（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没有温度。

最近上映的奥斯卡热门影片《在云端》中就击中了互联网的这一软肋。影片主人公的工作是帮全国各地的公司解雇员工，因此他一年有三百多天都在出差。但是突然，他这种“在云端”的生活方式被迫中止，因为公司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说服老板推广了远程解雇的技术，这种技术正是利用互联网的视频会议功能，只要待在办公室里，就能与全国各地的被解雇者进行视频连线，向他们宣布坏消息，说服他们接受新的生活。

从一开始听说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影片的主人公就对它嗤之以鼻：“我们的工作很残酷，让别人限于绝望，但我的方式为他们保留了尊严。”在他看来，他的工作根本没有办法隔着屏幕完成，很多信息的沟通和反馈必须面对面进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毕业生对于这份工作一无所知。

影片的最后，老板决定暂停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工作方式，让他的员工重新回到云端。影片并没有说明这项变动的直接原因，但老板透露：一名被解雇者自杀了。虽然他并没有说明这名被解雇者的自杀与新的解雇方式有无直接联系，但显然，这件事给他很大的触动，让他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估利用远程视频进行解雇的方法。

在这部给金融危机阴影下的美国人量身打造的影片中，导演给新媒体技术投下的不信任票并不奇怪，因为此片宣扬的是危机中人们赖以依靠的温情，尤其是那种孩子玩闹、夫妻依偎的经典亲情场景，而互联网技术目前还没有办法拥有这样的温度。没错，我们可以远隔重洋视频聊天，但你有没有发现，所有人在摄像头下都是一样的呆滞，因为归根到底他们面对的只是一部机器；没错，我们可以在网上结识许多本来不可能结识的朋友，我们还可以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好友还是恋人，其实你在每一次给他们发送笑脸符号的时候，心里都在期盼着某一天真正的面对面，无论是把酒言欢，还是花前月下，都让你向往不已。只有那个人真真切切出现在你面前，你看见他的细微表情，感受到他的气息，甚至触摸到他的温度，听到他的心跳，当他挥动手臂的时候你感觉到空气的流动，当他说话时你听见的是他声带的振动而不是扩音器的振动，只有这时，你才感受到真正的人际交流。

这是互联网在社交中真正难以迈过的一个坎。正因为如此，《新周刊》的情人节专题所说的“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飘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才会让天天短信、网聊的宅男宅女感动，让他们真的以为“过去的爱情更美好”。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互联网在改变人际传播上会发生下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那么这项革命一定是“温度革命”。

这几天，记者圈里在流传一条消息：《南方都市报》给采编员工人手配备了一台苹果iPhone！据说还包了两年的套餐话费和上网费。

如果将南都此举仅仅视为员工福利的话，就大大歪曲且小看了iPhone背后的深意。很多企业发起年终奖来都是几万几万的，虽然媒体普遍比较寒碜，但一台iPhone作为福利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更何况，员工只有iPhone的使用权而已，若要跳槽，先还iPhone；若丢失或弄坏，还得全价赔偿——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小气的福利？

那么，对于记者来说，以iPhone、黑莓等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台外观时尚的电话，它更是一个多功能的移动终端，是记者眼、耳、手、腿、脑的极大延伸。

中国新闻界前辈、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将好记者的素质归结为“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如果黄远生能够活到今天，那么他一定会惊喜地发现：iPhone等手机可以大大拓展记者的“四能”。脑筋能想——iPhone能够储存大量资料并能方便地从网上获取资料；腿脚能奔走——通过iPhone进行地图查询、路线查询和地理、气象资料查询将能帮助记者更有效率地奔走；耳能听——移动电话的本职，而这里的“听”还包括了录音；手能写——iPhone不仅可以辅助写作，更可以实现远程发稿。

如果你的思路到此为止，认为iPhone、黑莓等智能手机仅仅是记者的一项新式武器的话，那么你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因为对于一家媒体来说，这种技术先进的手机还是能够为新闻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工具。

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开始讨论所谓“公民记者”。每一个时代都有喜欢管闲事、爱爆料、爱传播消息的人，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公民记者，为什么？全托技术进步的福。这些技术包括——手机摄像头、手机上网、IM软件、博客、RSS、网络论坛、Twitter等微博客、SNS网站等等。

公民记者出现后，不少人在讨论：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专业记者会不会就此消失？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但似乎却没有人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一旦专业记者使用上公民记者的那些设备和技术，他们将变得更加强大，而新闻生产的模式也将随之改变。现在，对“公民记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iPhone记者”或许将成为业界的新话题。

为什么认为小小iPhone、黑莓等手机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设想一下：如果在某突发事件中，某媒体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类似微博客的栏目，由前方记者不断用手机实时传回最新的、简短的信息和现场的照片、视频，那么关注此事的读者怎么可能舍得关掉这个页面？

设想一下：如果记者们通过手机网络相连，并与后方编辑组成一个无线联络网，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方便地通过手机上的办公程序与自己的团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那么新闻生产者内部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设想一下：如果某媒体为自己的记者创建一个个的RSS源，记者将自己的采访进展和心得随时更新，读者通过订阅RSS获得同步信息，并能够便捷参与互动，那么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而一个个公共论坛的雏形也就由此产生。

当然，目前由于政策的重重限制，iPhone、黑莓等手机所能开拓的许多可能性暂时还无法被充分发掘。但南都为采编员工配备iPhone这一举动并不是过于超前的，更不是无意义的——试想，一旦政策放开，早已配备好硬件（iPhone、黑莓等手机）和软件（熟练使用iPhone、黑莓等手机的员工）的南都势必能够抢占先机。在这一点上，南都确实又一次走在了中国媒体的前列。

（有网友提出，黑莓比iPhone更适合记者，因此本文于12月28日16:30略作修改。另外说明的是，本文旨在探讨技术进步对新闻生产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与具体的手机品牌无关，任何具备这些功能的智能手机都可以担此任务。）

PS.网友补充的新想法，我认为很有意思，列在此处供各位参考：

xushiqian 说: 2009年 12月28日 20:09  
 
其实在3G之下，可以用手机实时拍摄后实时存到网络服务器上，这样即使摄像的手机被他们发现并没收了也无法删除已经留下的视频证据！！这样将是一场革命。
 

给报刊取名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有的报刊名称朴实平白，如《参考消息》、《财经》；有的报刊名称颇具象征意义，如《南风窗》、《瞭望》；还有的报刊名称则更加“文艺”，如《白桦林》、《花溪》。

尽管报刊的名称丰富多彩，但实际总有“套路”可循。新闻类的报刊往往采用的都是朴实平白的命名原则。除了最常用的“地名+形容词+报”模式（如《北京青年报》、《成都晚报》）之外，经常出现在报刊名称中的词还有“中国”、“中华”、“东方”、“环球”、“世界”、“周刊（报）”、“导报（刊）”、“时报”等等。

与此同时，有一些词在平时的使用率很高，但却很少出现在报刊的名称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国家”。

什么样的报刊会取名“国家”？我查阅了中国报刊名录和英美的主要报刊名录，发现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性——某个组织出版的报刊，因为该组织名称中就带有“国家”，因此报刊名称中也就带上了“国家”二字。例如《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国家电网报》，当然，最著名的还要属《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这份杂志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赢利性组织和教育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版的会刊。

也就是说，凡名称中带有“国家”二字的，一般都是某行业、某部门的小众、专业出版物——《国家地理》算是一个会刊大众化的意外。

不过，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曾有一段时间涌现出不少以“国家”命名的，面向大众的报刊。

1932年11月，《国家与社会》旬刊在上海创刊。该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复兴中华民族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1936年10月10日，《学生与国家》半月刊在北平清华园创刊。该刊的发刊辞题为“纪念双十节”，其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今天这个国庆日，自然应该省察国家的创痛……我们目前的责任是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责任。《学生与国家》应该以此责任自励，也应该以此责任勉励全中国的青年。”

1937年12月，《国家总动员画报》在广州创刊。该刊希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共同起来担负起复兴民族收复失地的神圣任务”。

1943年，《民族与国家》在昆明创刊。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我们知道许多大才大智的同胞们正在被自私的魔鬼纠缠着，忘记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也将他们忘掉了似的……这是他们个人的危机吗？我们认为是民族国家的损失……所以大家均愿拿出我们仅有的能力——热诚，希望做一些有助于民族国家复兴的工作……”

可以看到，这些名称中带有“国家”二字的报刊均有着鲜明的办报（刊）宗旨——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大背景下，扛起民族国家的大旗，为民族国家的复兴鼓与呼。与这一时期的许多报刊一样，这些以“国家”命名的报刊在动荡的时代中出版了一年左右便告夭折，有的杂志甚至只出版了一期。此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名为“国家”的大众报刊。

有意思的是，时隔七十年，一份即将创刊的大众杂志却又重新启用了“国家”这个绝少在刊名中出现的词。这份宣称“国家与公众利益至上”的《财经国家周刊》由新华社创办，目标是“不断向全球发出前瞻性的‘中国判断’，勾勒全球财经报道的‘中国坐标’，以负责任的专业水准，打造与大国崛起进程相适应的国际一流财经大刊，进而赢得全球尊重”。

显然，这份以“国家”命名的杂志诞生的背景不再是“救亡”，而是“大国崛起”；支撑“国家”二字的不再是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呼唤，而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雄心。更重要的是，民国年间那些自称“国家”的报刊其实都是部分对国家怀有忧患意识的民间人士创办的，并不真正带有“国家”背景；而现在的这份“国家”杂志，其背后是真正的“国家队”——国家通讯社。

面对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世界地位，我们的国家踌躇满志，我们的国家媒体跃跃欲试。或许今后还会有更多以“国家”命名的、代表国家意志的报刊出现。然而，这些报刊在争夺国际主流话语权的“斗争”中能否胜利，还需观察。毕竟，大国能否崛起，不仅要看经济实力，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治理模式、文明程度能否为世界接纳和认可。大国的媒体能否抢到麦克风，不仅要看名字有多牛，还要看媒体的内容是否能做到公正、客观、专业。

2009年下半年的中国财经媒体界风云变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无疑是胡舒立携多达三位数的同仁出走《财经》。11月9日，当外界猜测已久的消息被联办确认后，有人悲叹：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另一些人会接着这句话满怀希望地高呼：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尽管有人评论说，胡舒立团队的出走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双输”，但在我看来，此次出走本身并非一个悲情事件。道理很简单：他们不是被“逼”走、“赶”走的，而是因为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而离开的。这些权益他们原来并非不想争取，只是现在“翅膀硬了”，有了和联办谈判的能力，才会有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事件。

所以，我们有理由乐观看待《财经》变局，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专业财经媒体经过十几年的历练，已经初步成熟。同样，近来财经媒体界异常活跃的人事变动也表明：另一场大发展或许就在不远处。

这与美国财经媒体界的万马齐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早些时候，康泰纳仕集团旗下的商业杂志《Portfolio》宣布停刊；9月，默多克旗下由道琼斯公司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宣布将于年底停刊。而著名的《商业周刊》到今年5月已经负债3200万美元，资不抵债，被出售给彭博资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商业周刊》的广告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即使是那些还没死掉或者被卖掉的财经媒体也在苦苦挣扎，美国杂志出版商协会（Magazine Publishers of America）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福布斯》广告收入同比下降35%，《财富》广告收入同比下降43%。即使是表现好于同行的《经济学人》广告收入也同比下降了20%。

唯一看上去活得不错的是《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报刊发行量统计所上个月底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4月至9月全美日报平均发行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0.6%，但《华尔街日报》周一至周五平均发行量较去年同期却上升了0.6%，达202万份，并且超过《今日美国》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全美发行量前25名的报纸中发行量上升的唯一一家日报。

但是如果把数字看得仔细一些，你会发现：这0.6%的提升其实是个“假象”，因为其中加上了网络版付费订户的数据。如果单就纸质报纸的发行量计算，其实下滑了2%。果然，前几天消息传来：《华尔街日报》将于年内解散其波士顿分社的核心报道团队，以节约成本应对席卷报业的广告销售额下滑危机。

一边是不断发生的关停、出售、裁员，一边是火热的人事调整、创办新刊。中国财经媒体似乎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成为傲视全球、稳定军心的力量。

但是别忘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很快站稳并“保八”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底子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产品不发达导致的。同样，中国的财经媒体之所以还能够火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才刚刚起步，潜力无穷。

在此次《财经》杂志事件中，外界风传：这本杂志一年的广告额达到了一亿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其实呢？看看大洋彼岸的数字吧：《纽约时报》九年前的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3亿美元——是美元！而上文提到的广告收入锐减三分之一的《商业周刊》，上半年的广告额是7780万美元。

广告额只是衡量媒体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如果从财经媒体的种类和专业水平来说，中国的财经媒体同样才刚刚起步。我们没有路透、彭博这样提供财经信息的通讯社，没有发行量居全国报纸前列的财经日报，也没有多足鼎立的商业杂志。

一直以来，经济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先驱；现在，财经媒体有望成为中国媒体发展的先驱。我对胡舒立走后的《财经》不看好，但对中国财经媒体整体的前景看好——毕竟，我们其实才刚刚上路。

（旧文，写于2008年12月5日）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透露了新闻出版改革的下一步方向。他表示：“中国传媒要有世界地位，必须要形成三五个世界一流的传媒集团。”“惟一出路就是进行改革，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培育出几个大的集团，这是当务之急。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你们可以看到，两三年之内就有成果出来。现在我给你们透露个消息，跨地区组建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最近两年，出版业至少要出现三个‘双百亿’——资产一百亿以上，年销售收入一百亿以上的企业。”

我非常相信柳署长所言“中国人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也相信“双百亿”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但问题是，打造巨型传媒集团真的就是中国传媒改革的灵丹妙药吗？

现在我们一谈起中国的传媒改革，无论是政府官员、学界专家还是传媒业界自身，总是言必称“集团化”，“做大做强”更是成为口头禅。每每谈及此，我们最喜欢引用西方传媒巨头的例子来佐证，默多克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柳署长在访谈中也用羡慕的语气说：“现在跨国传媒集团多在几十个国家办报刊、办出版、办电视，一个集团办上千种报刊，当然能左右国际舆论。”

可是在西方，无论学界、业界还是政界，对巨型传媒集团的态度都是审慎的，甚至是反对的。在很多人眼中，默多克是魔头而不是英雄。为什么？因为新闻业是要为民主服务的，而资本的垄断则是民主的大敌。

反观中国，不仅鼓吹集团化的声音很高，而且政府还要亲自来撮合媒介集团的形成——柳署长就很诚恳地说：行政力量要“起推动作用，给它们创造条件。”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中国传媒的本质问题是行政垄断和干预太强，而不是市场垄断太弱。当很多人寄希望于“集团化”成为传媒改革的灵丹妙药时，我却很害怕它变成一剂毒药：一种可能的后果是中国媒体从行政垄断走向市场垄断，依然无法为民主服务；另一种更可怕的后果是政治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形成合谋，将媒体钳制于双重垄断的打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