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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新闻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寝室里、网络上谈起自己为何学新闻，最常见的几种答案包括：高考没发挥好，被从经济学院、法学院等调剂过来的；想当主持人、播音员，风光无限；想当战地记者，以罗伯特·卡帕和闾丘露薇为偶像。
平心而论，在这几种答案中，“想当战地记者”是最靠谱的，最不至于让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吐血的。

 
虽然已经开始陆续撤离，但目前仍在日本土地上的中国记者依然不在少数。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中国记者的最大规模赴国外采访，尽管时间不长，也无引人注目的作品产生，但足以在今年的新闻史上记上浓重的一笔。

进入2011年不到2个月，两条消息相继从英国和美国传出——BBC将关闭包括中文在内的7种语言广播服务，美国之音（VOA）计划全面停止普通话短波、中波及卫星电视广播节目，全面取消粤语广播。
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今天，广播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转变为向特定群体（如司机、老人、孕妇等）提供服务，或在特殊时期（如地震等灾难时期）提供公共服务的媒体形式。BBC和VOA对华中文广播的初衷是向中国人提供“自由流动的信息”，如今受众群体已经急剧缩减，继续广播将是事倍功半，纳税人不会同意政府将自己的钱白白扔到天空中化为电波，中国人无法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之音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如同我在《作为武器的媒体》一文中所说，随着国际关系的和缓及互联网的兴起，这些“敌台”作为武器的角色已渐渐隐退，人们记住更多的，只是它们提供的英语教学栏目。而现在，学英语的机会遍地都是，VOA们再也找不到生存的理由了。
有敏感的观察者将BBC和VOA的退出和中国外宣计划的强势推进进行了对比，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叹的现象：谁能想到，世事的变幻竟然如此迅速，三十多年前，中国人还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今天，中国已经在美国投放了形象广告，国家媒体驻外机构不断扩张，“争夺国际舆论主动权”的欲望和野心越来越明显——仅仅三十年，传播者和受众似乎整个发生了一次乾坤大挪移。

　　《红网：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一文刊发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B10时局版，这是一篇采用非常规的手法操作的报道，或者可以称为一次新闻“实验”。能够在宝贵的版面资源中给出这样大的空间进行一次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实验，证明了《南方周末》的开放、包容和创新活力。
　　对于这次实验的效果，就我目力所及，受众给予的评价两极化趋势明显，既有“大赞”者，也有激烈反对的声音。而在报社内部，仅从评报会上的发言来看，这样的两极化评价同样存在。
　　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出正反两方的不同意见，对于一次实验来说无疑是好事。但更为重要的是，操作实验的个人和组织应该有所总结和评估，否则，这样的实验便是不完整的，一些宝贵的实验成果和经验教训也可能被错过。
　　作为具体操作此文的记者，我在此写下自己的采写过程和所思所惑，并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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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两篇稿子是我加入《南方周末》四个月以来耗时最长、投入最多的一组报道。从开始采访到报道见报历时一个月，前后三赴深圳。
在一个选题上花费这么多时间，除了希望尽量多地采访到各方信息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我们的报道刊出时机“踩在点上”。
11月初编辑交给我这个选题时，我很感兴趣，但有些怀疑是否做得出来。对于南方科大，本报年初已经做过一次报道（但主要呈现方式是朱清时接受专访，谈教育理念），一年来陆陆续续也有媒体关注，《人民日报》还曾在10月份的时候做过一个较长篇幅的报道（虽然质量乏善可陈）。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南方科大陷入了困顿状态，似乎没有新情况的发生。而对于这所学校遇到的困难，现有的报道也已经涉及了不少，我们还有再去做的必要吗？

自上周“金庸被去世”事件发生后，谣言再次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议题。
某位意见领袖时评人，先是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金庸去世”的消息，发现是谣言后赶紧更正，并总结说：这件事让他认识到，微博既能传谣，也具备很强的修正谣言的能力。
这种说法在网络上非常流行，从它身上可以隐隐看见古典自由主义“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影子。在很多人看来，微博提供了一个信息和意见的自由市场，谣言可以传播，辟谣的言论也可以传播，人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这种理论有些粗糙，比如，凭什么相信人们的知识和理性足以达到分辨谣言的程度？再比如，谣言的传播效果和辟谣言论的传播效果是一样的吗？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
很多新闻从业者以及新闻学院的学生对这句话都很熟悉，并引以为豪。自豪的原因是：我们是历史的记录者、书写者，历史研究者需要以我们的文字为研究材料。顿时，肩上仿佛有了为人类而工作舍我其谁的重任。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份初稿往往过于粗糙，粗糙到没有价值，甚至只能添乱。
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一名记者和一名历史学家聊天，记者炫耀道：“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你们要靠我们的资料才能做研究。”历史学家轻蔑道：“是啊！我们一辈子都在修改你们漏洞百出的稿件！”

忽如一夜春风来，新闻老师微博开。
最近一段时间，许多新闻学院的老师出现在了新浪微博上，比如北大的程曼丽老师、许静老师、刘德寰老师，清华的陈昌凤老师，人大的涂光晋老师、喻国明老师……
老师们纷纷上阵，学生们非常兴奋。不过我却觉得，老师们来得好像晚了点呐！这Twitter都4岁多了，国内的饭否也已经经历过关闭又重开的漫长历程了，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却刚刚开始普遍使用这种新媒体（北大也就胡泳和阿忆是微博资深用户），实在说不上先进或新潮啊。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新闻学院的老师应该对新媒体技术保持敏感和关注，这种关注并不一定要以开微博为判断标准。比如1926年出生的方汉奇先生也是最近才开通微博的，但他对新媒体的关注和应用早已在师生中传为佳话（比如这里、这里和这里）。再比如我的导师徐泓教授，今天开通微博，但年过六旬的她一直对新媒体高度关注，她最近两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几乎全都是做的互联网研究。

央视记者芮成钢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抢问”奥巴马的事件真是一段绝佳的新闻教学案例。
如果我是新闻采访写作课的老师，我会在课堂上播放这段视频。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讨论的是：芮成钢的行为是体现了记者善于抓住机会的职业精神，还是有悖规则的不礼貌之举？他的提问方式和语言组织中又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从讨论中可以形成部分共识，激发彼此的思维。
如果我是媒介素养课的老师，面对的是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我仍然会播放芮成钢提问奥巴马的视频。不过，我不再关心提问技巧和职业伦理，我想讨论的是对报道的报道，即媒体是如何报道芮成钢提问奥巴马一事的。
事实上，关于此事件，至少有3段视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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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建院仅9年且囊中颇为羞涩的年轻学院，北大新闻学院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楼，更不可能像光华管理学院那样接二连三地盖楼。最初，学院蜗居在一栋旧楼一层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后来终于搬了家，拥有了两层楼，可以做到两个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了。
有意思的是，新闻学院所在的这栋楼名叫“遥感东楼”。我总觉得，新闻和遥感，冥冥之中有着共通之处。
不过也有人觉得，遥感是新闻的大敌。为什么？因为遥感是指“对研究对象不直接接触，从一定距离以外获取其信息的一种现代科学技术”，而新闻岂能不接近现场、不接触当事人？